从麻山种玉说起 一提起玉田县,很多人都会想起麻山种玉的传说。那么麻山种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东晋时代干宝所着《搜神记》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阳公伯雍,洛阳人,性孝。从

从麻山种玉说起

一提起玉田县,很多人都会想起麻山种玉的传说。那么麻山种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东晋时代干宝所着《搜神记》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阳公伯雍,洛阳人,性孝。从父母至无终。父母殁,葬无终山,遂家焉。山高无水,伯雍施义浆坂头。三年,一仙翁以石子一斗与之曰:‘种此得美玉,并得美妇。’后果得双璧于所种处,以聘北平徐氏女。天子闻其异,拜为大夫。乃于种玉地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顷曰玉田。”

然而干宝搜集的这一故事,有两个问题没有交待清楚。阳伯雍究竟为什么从地处中原、发达昌盛的洛阳,来到偏僻的无终?既然“山高无水”,又哪里来那么多的“义浆”? 这些问题在《广韵》、《路史》 等书中,可以找到比较完整的答案。据说,阳伯雍是周景王的孙子,受封洛阳北边不远的阳樊,“因阳樊而为阳氏”。后来,“从父母避乱适于无终。父母死后,“伯雍庐其侧,昼夜号泣,甘泉涌出,乃引泉就官道以济行人”。

这段故事的前半部分似还可信,而后半部分则未免神乎其神。但是,仔细想来,也有一定现实基础。山区人民一贯苦于缺水,“甘泉涌出”的神话不正好反映了他们的美好愿望吗?

无终山的确切位置已无从查考。阳伯雍种玉处相传就在城北十五里的麻山。《玉田县志》载:“麻山,一名古溪山。”“旧有石柱。明万历二十八年,知县徐德昌易以碑,曰‘古人种玉处’。雍正五年碑毁。乾隆三年。知县魏德茂重立”。

在近几年的文物普查中,我县文化主管部门将麻山作为重点进行了考查。“古人种玉处”的石碑已经找到,虽遭严重破坏,但尚能修复,现已妥善保存起来。另外还发现了《麻山寺记》古碑一通,据此碑记载,麻山寺仅有明朝正德年间古钟一口,不知建自何时。可惜这座寺庙,已于五十年代拆除,如今能见到的只有断砖残瓦而已。至于种玉处,亦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山地。

从无终子国到玉田县

据考证,玉田县的文明史可以上溯到四、五千年以前。到了春秋时代,这里成为无终子国的国土。无终子国是当时少数民族山戎建立起来的。它的领土大约包括了现在的蓟、玉、丰、遵等县,无终国都在今蓟县。无终子国的东边是令支(今迁西、迁安一带)、孤竹(今卢龙、滦县一带),西边和南边是疆域辽阔的北燕(国都蓟,今北京市),北边是东胡。

春秋末年,在诸侯争霸的混战中,势单力孤的诸侯小国陆续并入大国的版图,无终子国也未能幸免,成了燕国的一部分,隶属右北平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玉田一带仍属右北平郡,郡治仍在无终。到了西汉,无终变成了幽州刺史部的一个县。直至东汉,无终一带的隶属关系没有多大变化。但这期间,玉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城镇。解放以来在城关附近发现的汉墓群、汉井,以及数量可观的汉代器物,都能作为这一推测的证据。

东汉末年,军阀各据一方,连年混战。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领兵北伐乌桓。当时无终有位隐士名叫田畴,他向曹操建议:征北大军不走沿海大路,而上徐无山(据说在今玉田东北二十五里处),出卢龙(今喜峰口),越白檀(今承德西南),历平刚(今河北平泉县),直捣乌桓的统治中心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操接受了这一建议,结果获胜,平定了乌桓,给北方人民除了大害。就这样,玉田一带成了三国鼎立中的魏国的领土。司马氏灭曹魏建立西晋,进而统一全国,不久刘渊灭西晋,引来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在这一段时间内,玉田一带曾先后被北魏、东魏、北齐等管辖。

隋朝统一中国后,无终县改为渔阳县,县城在今蓟县。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析渔阳东境置无终县”。到这时玉田才真正成为无终县的县城,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万岁通天元年(公元 696 年),“改无终县为玉田县”。很明显,这名字也是由阳伯雍种玉的传说而来。可是,那时的玉田县比现在要大得多。唐朝天宝初年,“县东北九十里设买马监。后以民聚,为遵化县。”金朝泰和年间,“析邑之东境置丰闰县”。到这时,玉田县境就跟现在差不多了。

辽金时代的京畿重镇

后晋时期,割据太原一带的石敬塘,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玉田也就并入了辽国的版图。据传说,后湖一带曾是肖【萧】太后的围场,那里林木丛生,水草丰茂,肖太后经常去那里打猎游玩。那么,这样的传说是否可靠呢?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辽朝时期后湖一带的植被确实与现在不大相同。据前两年在林西村发现的《周氏墓表碑》记载,确有一片茂密的森林。而森林附近则是水面辽阔的后湖,再往北又有从北京到辽东的大路以及蜿蜒秀丽的群山,森林以南是人迹罕至的草荒地。可以想象,那真是打猎游玩的极好场所。

金灭辽以后,玉田成了“京畿重镇”。据《金史》记载,金世宗二十年(1180年)正月,“以玉田行宫之地偏林为御林,改大淀泊为长春淀。”偏林是后湖附近的森林带,大淀泊则是后湖的原名,改为长春淀也无非是表示皇家专用。《金史》上还有多处关于金朝皇帝“驾幸”玉田的记载,金世宗曾亲自下令撤换玉田县令。

辽金统治时期,玉田一带的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宋朝的余靖就曾说过:“幽蓟之地陷入胡虏多年,民忘南顾之心。”其原因是:“戎狄之法,大率简易,盐麴俱贱,科役不烦故也。”一些出生于玉田的文人武士也跻身于辽金统治集团之中。“总知汉儿司事”的韩知古成为辽朝的“佐命功臣”之一,其孙韩德让深得肖太后宠爱,先赐名德昌,后赐名隆运,赐姓耶律,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丞相。韩知古的九世孙韩企先又成了金朝的丞相,金朝最高统治者称赞他“汉人宰相无可比者”。

县治与县城

蒙古人赶走了女真人,建立了元朝。元朝一位名叫郭贾的学士写有《建玉田县治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玉田西仰京师,东拒辽省,路当冲隘,城北垣之下故治存焉。厅宇浅露,不蔽风雨。向之宰是邑者,如奔传舍,汲汲焉假公营私不暇,奚加意于修葺乎?”郭贾在否定了从唐至元历代县令之后,笔锋一转,为当时的县令高庭谒歌功颂德。说是高某人到玉田后,献出自己的俸禄,大兴土木,使县治(即县衙)翻然一新。这以后又有人或捐或募,不断翻修增建,县治大增“光彩”。

朱元璋灭元建明,定都于南京。他死后不久,发生了“靖难之变”,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夺得皇位,是为明成祖。成祖于1421年迁都北京,并大搞“移民实北”。从现存的一些碑刻、族谱中可以看出,玉田县有二百多个村庄都是南方移民建起来的。林南仓北后湖一带的“偏林”很可能是由于移民的大量增加而被砍伐一空的。明朝统治者为了御鞑靼、瓦剌族的入侵,大力加强玉田一带的军防,把原在开平的兴州左屯卫迁到玉田,“分布屯田二千四百多顷,指挥官十二员,千户官十二员,百户官二十员,原额兵丁九千多员”。当时的还乡河成了漕运军饷的交通要道,“建三闸于北齐庄、鸦鸿桥、张官屯,以潴水”。

明朝统治者还一再扩建玉田的城墙。明朝以前,玉田是座土城。 1468年经遵化州巡抚阎立本等人倡议和操办,把土城换成了砖墙。这工程进行了两年多。《县志》载:“新城高二丈七尺,周围一千六十丈,垛口计一千七百七十二个。”东西南三面开门建楼,东为迎旭门,西为拱宸门,南为来薰门,北门堵塞,门楼为真武阁。城外挖有深一丈五尺、宽二丈的壕沟,城门开处筑有石桥。过了一百多年,知县崔克智又将城墙增高三尺。崇祯八年(公元 1636 年)知县张棨又重修了一次。一次次的扩建、增高、重修,不知耗费了劳动人民的多少血汗。

令人遗憾的是,广布军防,高筑城墙,并没能有效地抵御外族的入侵,玉田一带经常遭受战乱的蹂躏。 1560 年,“鞑靼人入寇,入滦河,大掠玉田 …… 通境若虚无人也。”这以后,满清在东北兴起,对明朝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屡次进犯,屡次得逞。明朝统治者调集各地军队到京东一带抵抗清兵,而这些军队只知鱼肉百姓,打起仗来一触即溃。1629年,清兵“两次破玉田”。1634 年,“清兵又破玉田矣”。在这一次次的战乱中,老百姓是怎样惨遭蹂躏的?从《玉田县志》对一位“节妇”的记述中可见一斑:“李尚清妻王氏,明季为乱兵所掠,氏坚不从,兵扶上马,氏辄投地。兵不得已,横置鞍前,氏急拔刀。刀不可拔,啮其股,兵怒,竟杀之。”

清兵入关后,玉田城内一个名叫黄运泰的生员“闻王师莅邑境率众往迎”。由于他投降有功,被授为玉田县令。从此,玉田县又成了清王朝的“畿辅内地”。满清贵族跑马占圈,把大量民地变为“旗地”,农民的负担又加重了一层。

“阳樊驿”与行宫

古代,经常传递政府文书、往来文武官员的大路,叫做驿路。驿路上酌量途程远近,设有驿站,以供差役和文武官员更换马匹,吃饭,住宿。玉田县城位于北京到东北的交通要道上,很早就设有骆站,名为“阳樊驿。”这个驿站始建于何时已经失考,地点原在城西二十里彩亭桥。明朝嘉靖年间,由知县许仁改建于西关。改建的费用据说是抄了几个赌局,没收了赌款才凑齐的。清朝时又改建于城内。

有了这驿路和驿站,玉田人民又增加了一重灾难。《玉田县志》载,“驿路冠盖相望,差徭之繁重称最。更时有陵寝大差,支应供给,往往官民交困”。清朝康熙年间,“有旗员无牌索马肆厉最甚者”,闹得乌烟瘴气。当时的知县是应城进士张迎芳,此人“廉以守己,礼以待人,宽以抚民,严以绳役”,是个很不错的父母官。他受不了旗员的气,毅然说:“一官其轻,何取重辱!”硬是制止了那一旗员的胡闹,并将此事火速报告了上司。结果,张迎芳很快就被罢了官。后来,皇上知道了这件事,“嘉其敢言”,让他到山东博平县做了个候补知县。

清朝兴起于东北,沈阳有清朝皇帝的祖坟。皇帝要回老家,玉田是必经之地。于是在城东八里铺建筑了一座行宫。这行宫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始建,二十三年竣工,整整用了三年时间。《玉田县志》里这样描述:“叠嶂屏环于北,长河襟带于南;金碧觚棱与奇石苍松,芳塍绣壤相辉映。上林之赋、豳风之图不啻也。”从中可见行宫的骄奢。行宫大殿名叫“蕴辉堂”,是皇帝接见文武官员的地方。寝宫叫“函和堂”,御书房名“心畲斋”,都是皇帝亲自起名,亲自书写的匾额。

这座富丽堂皇的行宫,皇帝仅仅住过两次。一次是行宫刚刚落成时,嘉庆皇帝“圣驾东巡”,回来时曾经住在这里。另一次是 1829 年,道光皇帝又住了一次。到 1832 年,因为年久失修,“与迁安之柳新庄、抚宁之天台山、及西路各处失修行宫,一并奏奉赏给直隶(今河北省)为修理衙署之用,十五年(1835年)估变无存”。

波及玉田的农民起义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千百万农民群众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发动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玉田县虽然没有成为主要的起义军根据地,也没有出现过名垂史册的农民英雄,但也时常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所波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西汉末年赤眉铜马农民大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刘氏王朝。《汉书》载:“耿弇等十三将,战赤眉铜马军余贼于无终、土垠之间”。耿弇是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而刘秀是混入农民起义军的地主豪强的代表。刘秀曾到蓟城(今北京市西南角)一带活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当他羽翼丰满之后,就撕下了假面具,疯狂地镇压农民起义军。无终、土垠之间正是现在的玉田、丰润一带。实际上,赤眉军的活动范围在山东,并没有发展到这里。而铜马军则是活跃在河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无终、土垠之间的起义军很可能是铜马军的分支或余部。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揭竿而起,几年之内席卷全国,打下了北京,起义浪潮很快就波及到玉田县。有个名叫李本奇的大地主,其叔父是嘉靖年间的进士,官至户部郎中。起义军包围了他的庄园,把李本奇吓得要死。他“出资粮,率乡人并力以守。”起义军假装撤退,却从另一个方向神不知鬼不觉地攻进了庄园。李本奇和他的舅舅一起拼死阻挡,结果被乱箭射死。被《玉田县志》骂为流寇的这支起义军,不大可能是李自成的正规部队,而是本县农民在闯王的召唤下举起了义旗。

《玉田县志》还有这样一段记载:“亢旱山村辄易滋扰,道光间彩亭桥借粮一案,至今人有戒心。”山区干旱缺水,人们生活无路,被逼得经常闹事。“借粮一案”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是完全可以这样推断:饥饿难熬的山区人民向大腹便便的地主豪强去“借粮”。既然形成“一案”,恐怕就不是一人两人,也不是跪地求怜,而是成群结伙,闹闹嚷嚷,颇有点不恭了。这怎么不叫那些家财万贯的财主老爷们心存余悸呢?

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起义同样波及到玉田县,当时县内有很多村庄设坛立团。许多贫苦农民动员起来,焚毁洋教堂,惩办“二毛子”,并曾配合津、京一带的义和团抗击过境的八国联军。

种玉田里灾害多

种玉的传说是美妙的。“玉田”这个名称也是动人的。可是,单从自然环境看,古时的玉田也绝不是令人向往的地方。《玉田县志》 载:

“玉邑,古无终地……北境多山,然童秃硗确,罕材木刍荛之利;南境卑下,称水乡……雨积则湍流涨溢,居民屡罗其患,开渠灌田,苦难经久……论全境形势,北境恒苦旱,南境恒苦水,全境告丰之年盖鲜。”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古时的玉田却是靠山受旱、靠水挨淹,只能靠天吃饭,而老天爷又是那样不睁眼,偏偏与人们作对!

难能可贵的是,《玉田县志》记载了从辽金到清光绪年间发生在玉田县的数百次天灾,除水灾、旱灾以外,还有风灾、蝗灾、地震、流行病疫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玉田人民的悲惨境遇。

明天顺十六年春,大水,是岁大饥;

嘉靖三十年,旱,飞蝗积地;次年,蝻生,米价腾贵;

天启四年春,地震,日数次;秋八月望日,骤风雨寒甚,行人多冻死;

崇祯十三年,大饥,人相食;

光绪九年夏,大水,秋禾尽失,观风堆村边大树为水拔去;秋八月二十八日,彻夜大震;

……

一次又一次的大灾,一次又一次的“大饥”,以至于“米腾贵”, “人相食”,“死者相继于途,”那景象何等悲惨!

在所有自然灾害中,水灾最频繁,害人最深。千百年来,玉田南部几乎是岁岁决堤,年年闹水。清康熙年间一位名叫王时泰的玉田知县在诗中写道:“海泛秋涛连夜雨,城南南望水为乡。龙吟野店惊鸥鹭,船走村墟齐屋梁。百里桑麻随浪尽,千家烟火逐愁长。……”还有人写得更为可怕:“燕山南麓水茫茫,不谓山城作水乡”、“灶底鸣蛙情自剧,城头栖雉恨偏长”。历代统治者只知道压榨盘剥,穷奢极欲,哪管人民死活?即使有那么一两个达官显贵,要办一些兴利除弊的好事,结果也都有始无终,半途而废,“利甫兴害旋至矣”。据说明朝万历年间(1586年前后),“徐贞明奉命于鸦鸿桥沿河五十里,以及青庄坞、后湖、三里屯、小泉皆曾治为稻田”。清朝雍正初年(1723 年),又有个怡贤亲王“试兴水利”。那时候,“四局营田遍畿辅,乃首先试之于吾玉”,但是过了不久就弄得沙淤闸毁,连营治遗迹都找不到了。

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的却是军阀政府,玉田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推翻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玉田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革命先驱者江浩曾几次回到家乡玉田县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一六年夏天,他在刘家桥村创办了农民夜校,进行启蒙教育。一九二四年,他与玉田旅京同乡会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一起创办并主编了《玉田季刊》,介绍新思想、新潮流,提倡民主与科学。一九二五年,江浩率领十余人由京来县,组织了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发动了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游行,先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后又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次年五月,肖志斋等人在县教育局秘密建立了我党在玉田县的第一个支部。九月,中共北方区农运委员会派遣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张明远同志回县工作,十月份成立了中共玉田县特别支部。当年冬天,统治河北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旗地变民”为名,向农民群众敲骨吸髓。刚刚建立的玉田特支,针锋相对地领导了一场反“旗地变民”的斗争,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自此,玉田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到一九二七年十月,五百多个村庄建起了农会,会员发展到六万多名。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共玉田县委正式成立,一九二七年六月改建为中共玉田中心县委,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了抗捐抗税反迫害等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斗争,农民运动真如排山倒海,地主豪绅惶惶不安。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同志在视察了玉田县几个村支部和农会之后高兴地说:“来到你们这里,感到很有点象海陆丰和湖南的样子。”

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以张明远等同志为领导的中共玉田中心县委发动了玉田农民武装暴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武装起来的农民群众,顺利地攻占了玉田城。虽然这次占领时间短暂,武装暴动遭到失败,但是它大长了农民的志气,也动摇了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为玉田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吹响了进军号。

革命战争的洗礼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冀东一带被日本法西斯势力所控制。一九三四年四月,日寇占领了玉田城,扶植起以大绅士王伯雄为首的临时县公署。第二年,正式成立玉田县公署,并派中地武雄为玉田顾问,把持一切大权。

在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面前,玉田人民并没有屈服,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几支抗日队伍,这些队伍在一九三八年冀东抗日大暴动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以洪麟阁为司令的抗日联军向玉田城进发,伪县长郎惠和迫于抗联人多势众,下令全城警察不准进行武力抵抗,抗日联军很快就占领了玉田城,并且委派了玉田县县长,这是第一位由革命势力委派的玉田县县长。

此后,日寇调兵遣将,又一次侵占了玉田城。为扑灭抗日烈火,丧心病狂的侵略者先后进行了五次“治强”【“治安强化运动”的简称】,玉田县成了“反共模范县”。可是,抗日烈火是扑不灭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玉田人民坚持斗争,节节胜利。到一九四四年春天,玉田全境除少数几个据点外,均获解放。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玉田各镇的日伪军全部龟缩在玉田城内,但他们接到蒋介石“不准向共军投降”的密令后,拒不向抗日军民投降。我抗日部队在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将玉田城团团围住,于中秋佳节突破敌人防线,玉田城又一次获得解放。

次日,中共冀东区党委、冀东行署、冀东军区、十五地委、玉蓟联合县县委和县政府陆续迁入玉田城内。时隔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停战协定,派一个团的兵力向玉田进犯,县政府为了保存实力,主动撤出。于是,玉田城又一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好景不长,人民武装力量日益壮大,一九四七年秋后,玉田县城已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城内驻军慌了手脚,于十二月八日弃城逃跑,玉田城获得了最后的解放,玉田县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